本文摘自《北京文史资料第 55 辑》原文同仁堂传人乐松生之同仁堂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出于爱国激情，乐松生与同仁堂职工一起学习，制订了爱国守法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与此同时，乐松生与另外的股东一起学习主席的伟大号召，认识到必须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股东们委托乐松生全权代理踊跃捐献。

  同仁堂原计划按北京市国药业同行公会的4%捐献，另外再多捐2亿元(旧人民币，下同)，估计半年可捐献4亿元。

  为了多捐献，乐松生又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签订了代购代销合同，增加了流通渠道。签订代购代销合同，使同仁堂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使乐松生万万没想到的是，为了支援前线和支援祖国建设，职工们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同仁堂的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利润猛增。最后捐献额突破了原有计划，半年共捐献6.9亿元，受到上级领导单位的表扬。

  同仁堂是北京国药业中的大户，在北京市各行各业中是有影响的企业，它的表率作用带动了其他各户，使北京市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

  1952年乐松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英勇善战、舍生忘死的战斗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乐松生，使他终生难忘，他坚信中朝人民必胜，美帝必败。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些不法工商业者唯利是图，采取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和有关工商管理法则。

  为此，从1951年底开始，在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初，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乐松生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是没有曲折的，他由一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成长为国家干部也经历了痛苦的改造过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就经历了磨炼，之后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同仁堂职工揭发了股东们的不法行为。1951年初，在同仁堂进行过一次清查财产的工作。在清查过程中发现有几千斤白酒没有上账，当然也就没有上税了。

  按照税法的规定，需要补税。同仁堂的股东们算了一笔帐，如果补税需交大量现金，而这笔补税款远高出买这批白酒的价钱，权衡利弊，觉得补税不上算，就偷偷把白酒倒入了地沟里，弄得四邻都闻到了冲天的酒味。

  在清查账目时，发现同仁堂股东曾抽逃资金伪造假账。当时同仁堂药店采购药材一般都通过天成药行经手，同仁堂股东就把私存下来的各种细料放在天成药行，然后再从天成药行买回来，重新开张假收据，回同仁堂报账。而这钱都进了股东的钱囊。

  作为同仁堂经理的乐松生，对于同仁堂违法活动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上级党组织和同仁堂职工曾不止一次地帮助乐松生和另外的股东提高认识。

  工人们耐心地对乐松生说：“白酒是国家的财富，是我们工人创造的。你们把白酒倒掉了，不是浪费了国家的财产吗?”乐松生无言以对，他内心也感到了惭愧。

  上级党组织更是多次找乐松生和另外的股东谈心，因为他们明白，改造民族工商业者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你们自己比较一下，看看现在的同仁堂比解放前有多大发展?你们自己再算一笔账，看看你们的收入比解放前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这都不用算，乐松生心里明镜似的，但他还感到有些委屈：“乐家在解放后不也做出了贡献吗?不也经常受到表扬吗?”

  “你们在解放后是有很大进步，但不能以此作为理由来掩盖问题，不能不遵纪守法。成绩归成绩，问题归问题，处理问题是为取得更大成绩。”

  通过多次宣传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乐松生爱国守法的决心增强了，觉悟提高了。这为北京同仁堂在中药行业中第一个实行公私合营扫平了障碍。

  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运动当中，同仁堂股东经过帮助教育，在事实面前态度较好，交待清楚，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同仁堂药店总经理乐松生代表工商界向主席报喜

  1953年，党中央按照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乐松生当时还任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北京市国药业公会主任委员。

  在北京市委领导下，乐松生欢欣鼓舞，他分别召集不一样的行业、不一样的层次的工商业者举行座谈会，学习讨论总路线。同时有目的地征集工商业者的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帮助上级了解情况开展工作。

  在一次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乐松生非常激动地站起来高声地说：“新中国的成立，给同仁堂带来了新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给同仁堂指明了方向。”乐松生平时发言都是稳稳当当的，这次在座的人都很吃惊，没有想到他这次发言几乎是喊出来的。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在乐家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股东们从各自的经历、各自的目的出发，态度也各有不同。当时乐氏家族和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一样，总路线年乐氏家族开了一个全体股东会议，这是个自发性的会议，没有组织，没有召集，没有主持。

  会上有人说：“我们不带这个头，看一看再说，谁先申请公私合营就叫谁先申请去！”有的说：“政府叫我们公私合营我们就公私合营，不主动申请。”当时南京同仁堂经理乐笃周也在北京，他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曾支援过八路军、，他们向我宣传过党对民族工业商业政策，解放以后事实上他们说到做到。”乐松生也说：“这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乐家应起带头作用。”

  北京同仁堂股东之一，永仁堂药铺经理乐元可和夫人李铮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与李铮的表弟、党员杨宁和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张友恒经常接触，并提供帮助。地下党经常在乐家的书房、客厅开会，乐元可夫妇主动地担任掩护工作。

  1943年杨宁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日本宪兵逮捕。杨宁宁死不屈，惨遭毒打，后因无证据被释放。乐元可夫妇又把杨宁从天津接到北京养伤治疗。

  李铮当时还负责掌管北京地下党的经费，被尊称为金库主任。北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是由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党的同情者资助的，以黄金、美钞为主，每一笔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几万元。

  李铮每笔都一一登记，收入与支出详细记载，一丝不苟。乐元可夫妇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党的财产、与党共同战斗，迎来了解放。北京解放不久，乐元可夫妇与张友恒在胜利中重逢，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如数上交给组织。

  乐元可夫妇在同仁堂的公私合营中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乐家会议上说：“北京一解放，组织上就安排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党的经济政策，我认识到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

  乐松生的态度是明确的，经过“三反”“五反”教育，他的觉悟提高很快，他很欢迎乐氏家族的这种座谈。他也清楚，这么重大的问题乐氏家族不会很快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他有机会就介绍合资经营企业的情况来宣传政策。

  真理越辨越明。乐家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帮助，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收益。

  1950年乐氏四大房每年每房在同仁堂提取14000元；1953年党和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和赎买政策，每年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实行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股息红利，四方面共同分配企业利润。

  由于同仁堂营业额猛增，乐氏四大房每年每房分得人民币42890元，相当于过去每年每房所得的3.06倍。

  这样的分红制度一直延续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被定息制度所代替。同仁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有很大发展，职工人数从1950年的194人，到1953年增至286人。

  党的教育、同仁堂的发展使股东们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1954年同仁堂经理乐松生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门市部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和由15人组成的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并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

  乐松生与有关方面积极努力配合，工作进展得很顺利。8月27日，由北京市地方工业局代表和同仁堂股东代表在《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书》上签字。从此，同仁堂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同仁堂公私合营协议书》称“因甲方(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接受乙方(同仁堂)全体股东申请，由甲方向乙方投资，实行公私合营，以逐步发展、改善经营。经甲乙双方代表共同协商达到以下各项协议：

  二、关于公私合营的一切筹备工作，经甲乙双方一同协商，由甲乙双方指定之代表和邀请的同仁堂职工代表并经公私双方聘请有关人员组成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负责进行之。

  三、关于清产核资工作由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提出并通过清产核资小组负责进行之。

  四、清产核资小组对乙方各项财产，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之原则进行清点估价。编造清估后之全部财产清册，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通过后，作为公私合营企业中之私股资本。

  五、甲方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投入资金二十五亿元，俟乙方原有财产清理核定后再确定公私股权比重。俟乙方原有财产清理核定后再确定公私股权比重。

  六、同仁堂自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起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其业务主管机构为北京市地方工业局。

  八、合营企业成立董事会，由公方董事三人，私方董事八人组成，不另设监察人。

  十一、关于乙方在公私合营以前之一切债权、债务及其他财务股权应声做保等未清事项，均由乙方负责清理。

  十二、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副本分别报请有关部门备案。

  根据协议，1954年同仁堂清产核资后，私股股金为123.3152万元。按当时“四马分肥”的利润分配原则，同仁堂利润分配为国家所得税金34%，职工福利费16%，企业公积金30%，资本红利20%。在同仁堂内，股息红利再按照公股和私股比例分配。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不仅带了头，而且还把家里珍藏的牛黄、犀角、鹿茸、麝香等贵重细料466公斤投入企业。当有人不理解时，他说：“民族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1959年4月30日，乐松生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我们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好事，而且是光荣的。”

  同仁堂在北京乃至全国是个有影响的企业，率先公私合营，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和良好的影响。

  当时工商界中对公私合营的态度是复杂的，积极的、消极的、支持的、反对的，都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多么需要带头的企业，带头的人啊！同仁堂在北京国药业中第一个实行了公私合营，就是在全国也是较早的。

  关于当时工商界情况和乐松生的态度，我们从1954年8月21日他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出。

  他说：“我们的祖国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我是本市工商联负责人，听了彭市长的报告后，感到1956 年1月10日，在北京市职工、工商界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游园联欢会上，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市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炯、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等在观看职工们表演节目。

  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还有一些害群之马，偷税、漏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有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抗拒，抽资挥霍，更不可思议的是五毒行为。

  今后我们一定要在和政府领导下，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爱国守法教育。并在政府的指导下，帮助和督促他们积极改善经营，依靠职工，提升产品质量，减少废品、次品，减少相关成本，以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

  对于那些不愿接受改造的人，我们要进行耐心的教育，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沿着总路线的轨道前进。至于那些顽固地破坏国家建设的不法资本家，我们要求政府严肃处理。”

  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乐松生与北京市民建、工商联领导一起深入广大工商业者及其家属中，广泛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与必然性。

  1955年11月21日，主席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民建在京中委，座谈关于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和的前途，工商界掌握自己命运，逐步地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对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赎买政策，统一战线的作用和肃清反革命问题做重要指示。他着重指出：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看清祖国前途和个人前途，掌握自己命运。

  乐松生参加了这次座谈，他预见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马上就要来临，更加努力工作。会后他立即以北京市国药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身分召开国药业资方人员座谈会，宣传主席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同业深感鼓舞。

  1956年1月4日北京市327户私营国药店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拥护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会上，乐松生以同仁堂药店公私合营后的亲身体会，说明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正确。会上选举乐松生为北京市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筹备委员会主任。1月5日北京市国药业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为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

  1956年1月15日，首都各界20万人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在庄严的上，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向中国和主席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喜报是用一个特大信封套着的。

  主席特别高兴，慈祥而又亲切地对乐松生说：“你这个信封可真大啊！”乐松生高兴地向毛主席说：“这是大喜事啊！”后来乐松生在回忆这一天时说：“这个难忘的一天，标志着我们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而对于我们工商业者来说，通过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我们也可以在接受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使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和全国人民在一道，在建设繁1956 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北京市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在城楼上向毛主席报喜。

  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方面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这难道不是一件大喜事吗?”在中国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乐松生成为著名的代表人物。

  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乐松生带领职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同仁堂药铺进行了合理的改造。

  扩大了营业厅，取消了二柜，将药铺后面的一大罩棚也扩大成了货场。同仁堂药铺业务繁忙，每天还收到200多封信求医问药，他们都及时详细地给以解答，购药的及时发货。

  同仁堂公私合营后，乐松生大刀阔斧地废除了同仁堂不合理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在上级领导下，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政、工、团组织，制订了企业各项管理制度，由国家投资扩建了厂房，增添了生产设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药价方面，各类药品都以成本核算加合理利润定价销售，结果素以“质高价昂”知名于世的北京同仁堂中成药，在公私合营以后连续几次降价，成为“质高价廉”、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产品。

  1958年6月为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药酒车间搬迁北京东郊通县，发展为今天的北京同仁堂药酒厂，生产世界驰名的虎骨酒和国公酒。

  为便于说明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的发展，我们将1948年底与1959年底这10年间的部分统计数字对比来说明问题。

  1948年同仁堂职工总数190人，生产工人仅40余人。1959年职工总数540人，比1948年增加2.84倍，其中生产工人465人，比1948年增加11.63倍。

  1948年同仁堂全年生产总值约16万元，零售总额约30万元。1959年全年生产总值1251.7万元,比1948年增加71.89倍。

  1948年同仁堂虎骨酒产量约3万斤，水制丸药约4000斤，蜜制丸药约140万丸，饮片约5000斤。1959年与1948年相比，虎骨酒增加10.17倍,水制丸药增加78.45倍,蜜制丸药增加49.03倍,饮片增加133.06倍。

  1948年同仁堂共有生产、销售用房217间，只有少量机器设备。1959年除乐氏新开路住宅全部扩建为药厂外，增加中药提炼厂1处，通州药酒车间1处，并扩建第一门市部，增设第二门市部。在中药生产机械方面，增添了装水丸机、升降机、粉碎机、装膏子机、搅拌机、搓扁豆机、筛货器等许多成台套的中药生产专用设备。

  同仁堂10年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几百年，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优越性，怎不令乐松生欢欣鼓舞。

  乐松生在坚持企业改造的同时还坚持了人的改造，慢慢的变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人民干部。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就对他们进行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经济、党的领导教育。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主席及时指出：“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做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造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乐松生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

  1959年他说：“我们工商业者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由于我们有党的领导，工人群众的监督和社会主义建设形势的推动，因此我们的改造条件是非常有利的。

  只要我们主观上积极努力，是可以改造好的，当然阶级立场思想的改造，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

  客观的条件虽然对我们这样有利，但是我们每个人改造得好与坏，主要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主观努力如何……因此，我认为我们工商业者只有加强政治立场思想的根本转变，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能跟上伟大形势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工商界多数人的两面性依然存在”。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相当数量的原工商业者抱着“公方代表叫什么就干什么”的糊涂想法，少数人还有消极情绪，该干不干。

  乐松生也有思想情绪，主要是自卑感，觉得自身是资本家，比工人、国家干部差得多了。上级党组织不止一次地帮助他，彭真也经常和他谈心。

  特别使乐松生难忘的是1955年初，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时对他的鼓励，当时彭真也在座。一开始，乐松生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但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乐松生，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间时而响起笑声。

  乐松生向主席汇报了北京市工商界的情况，主席鼓励乐松生在工商界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出乎乐松生的意料之外，周恩来总理问起了乐达仁的情况，原来乐达仁在天津集资开办达仁女子学校时，曾在该校工作过。彭真简要地汇报了乐松生的情况，并说：“对乐松生可完全信任。”

  就在这次谈线年乐松生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但人的思想认识并不以职务提高而提高，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乐松生的“自卑感”依然存在。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以后，开头有好几天没有去北京市政府上班，还是去北京市工商联办公。

  彭真知道后，要到乐松生家去看看他，电话打到乐松生家里后，又转到市工商联。乐松生一听彭市长要去看他，心里紧张了一下，立即赶了回去。

  见面后彭真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市政府上班。乐松生与彭真是非常熟识的，他说：“说老实话，一个买卖人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有些不敢去。”彭真信任地说：“人民选你当副市长，把责任交给你，这是人民对你的信任，你应该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把工作做好。不会的，可以学嘛，要敢于负起责任来。”自此后，彭真多次与他谈话。

  尔后在市政府，乐松生勇于负责，大胆工作。他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本领(哪怕是很微小的)全部拿出来，把我们的意见(只要看到了、想到了的)全部说出来。”

  1959年乐松生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北京市万里副市长对乐松生说：“现在全市各企业单位正在清仓核资，你邀请一些对企业经营管理有经验的工商界，对这次清仓核资和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改善市场供应、节约人力等问题提些意见。”乐松生与北京市民建、工商联邀请了一些工商界同仁召开了一个多星期的座谈会。

  会上本着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以上问题提出1000多条建议和意见，反映给各有关部门。大家都认为意见和建议是中肯的，对改进工作，提升服务质量，克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主席一直把做好工商界的工作当成重要工作之一，对工商界的进步很关心。

  1961年9月8日，乐松生在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对乐松生说：“工商界，你们交了心啊！很好，有进步。”听到主席的鼓励，乐松生感到温暖与自信，回答说：“这是党和您对我们的关怀和教导。”“你们应该劳动，一年中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要同工人打成一片，这样就能改变工人对你们的观感，再有二、三年的工夫，就差不多了吧！”主席教导乐松生说。

  这次谈话，主席对工商界的鼓励、信任与鞭策，使乐松生终生不忘。他在工商界中广为宣传，对工商界的改造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乐松生更加坚定了听毛主席话，跟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同步进行。同仁堂有了很大的发展，乐松生也有了很大进步。

  他衷心感谢党和主席，他深有体会地说：“只要看解放十年来同仁堂发展的情况，不知道超过了过去200多年的多少倍，我无法形容心中的兴奋与喜悦。”他又说：“这些成就，完全应当归功于党的关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文化遗产的方针的正确，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正确，以及公私合营后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而取得的。”这完全是他的心里话，而且不止一次地予以阐说。